81岁的武颖梅只是一个普通人。于世，兢兢业业，于家，竭尽全力。她没有什么大道理，她只是讲述了一个普通人在独自变老过程中的无奈与应对、悲伤与幽默，但这些琐琐碎碎也给了我们一点提示：
或许，老去并不是一件悲惨的事。
几乎没有人见过不戴假发的武颖梅。
武颖梅今年81岁，正儿八经的耄耋老人，但除非是必要的人，否则没有多少人知道她的真正年纪。
她身量不高，有些发福，脸上没有多少褶子，只是耳朵有些背，反倒使得说起话来中气十足，走在路上总被年轻人喊“大姐”。
有时她到医院检查，医生瞧着眼前的人跟病例上的年龄对不上号，一脸狐疑。她便熟练地将手伸过头顶，作势提拔头发，解释“这是假的，面儿上好，其实已经老了。”
若是有人夸她，没有假发套也很年轻，她便一阵大笑，脸上露出一丝得意。
这样一个人，翘脚坐在自家沙发上，思维敏捷，笑着说出听上去有些悲伤的事实：“你们可不能出去泄露我的年龄，我老太太自己一个人住，可得小心点。”
说着她抬手指了指门厅上的监控器，是年初时儿子装上的，为了查看她是否正常生活，如果连续几个小时没动静，儿子就会马上跑来。
门前还有一个报警器，是她网购来的，若有不轨者，便会铃声大作。假发套也是在网上淘来的，“140块，划算吧。我得让自己看上去年轻点，不能让人小看了，坏蛋来了，我还是可以拼一把。”
她为晚年的独居生活筑起防护墙，在这个区域里，快递员被认为是相对安全的，“圆通的崔晓春、中通的张延绅……我都熟悉。”
平日里，快递员是造访她家最多的人，采访中也时常遇到有人上门派送的情况，互联网让她游刃有余地应付着晚年生活，她自称从不感到孤独。她不像一般的老人，愈到晚年愈渴望家人的陪伴。
但一点孤独都没有吗？大概还是有的，就像那顶不轻易摘下的假发，她只是不愿示弱。
她说，这两年手机就是她的老伴。而她真正的老伴，那个为她购入第一台智能手机的“聪明老头儿”，已经去世快要两年了。
武颖梅家的厨房里挂着一面化妆镜。
老伴在世时习惯在厨房刮胡子，她便给他添置了镜子。如今老伴走了，房子重新装修，可那面镜子还是在原处。
武颖梅并不使用它，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没有扔掉，她只是希望它在那里。
采访中，关于老伴，她鲜少主动谈起，如果被问及，也不会拒绝回答，亦没有太多情绪波动，像是一种被岁月和生死淘洗后的平和。
上世纪40年代，武颖梅生在河北农村，秋收时节，就算粮食不多，遇到来讨要的乞丐，她家人也会铲一簸箕花生施予。
谭广思比她大4岁，是地道的上海人，也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大学生。毕业后到北方入伍从军，经人介绍与武颖梅结合，80年代退伍转业，一家人又来到北京。
在武颖梅的口中，谭广思正直、诚实、寡言，“如果他还在，一定不同意你们来采访，他是怕麻烦的。”这样的人听来沉闷，但武颖梅恰好的烟火气，又让两人的相处看起来十分熨帖。
与谭广思的不擅交际相反，武颖梅是社区里的楼长，办事风风火火，干脆利落。有一年北京大雨，积水没过膝盖，她担心地下室进水，伸手抠排水井盖，不慎感染截掉半寸手指，如今说起，脸上竟带着些自嘲的笑意。
然而，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无论什么时代也都差不多。随着两个孩子相继到了求学的年纪，学费开支让夫妻俩的压力渐渐加码。
“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武颖梅身上有着那一辈人的韧性。她告诫儿子们，“咱家是外地迁来的，在北京没有根基，只有靠自己，万事不求人。”
“我们家，从来没求过人”，在她的口中，这就像是这个家的家训，也是她的为人准则。直到两个儿子读完大学，她只有两身衣服，都是门头沟百货公司的工服，一套是搬货的，一套是站柜台的。
“老大读的理工大、老二读的北大，他们都（考）出来了，我们一切都好了”，谈起从前，她如释重负。
然而，当那些筚路蓝缕的故事成为往事，终点又近在眼前了。
2016年，喜欢倒腾电子产品的谭广思要给武颖梅买一部智能手机，但被对方以“没用”为由拒绝，最后老爷子将状告到儿子那里“你妈非得使那旧的（按键手机）”，才“得逞”。
老两口都喜欢旅游，谭广思给自己的微信取名“游四方”，给武颖梅取名“走天下”。两人带着两个行李箱，一黑一白，走过无数山川大河，拍了很多照片，路过人生又一站。
“飞机、轮渡、高铁，我们都坐过了”，可直到谭广思被确诊胃癌，武颖梅才发现，有一辆车好像远远地将她甩下了。
更早的时候，她曾劝他检查身体，但他说自己吃嘛嘛香，偏不肯。确诊时已经是晚期，不能手术，只能保守治疗。在那段记忆里，2018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冷。很多个去医院化疗的清晨，她一手搀着谭广思，另一只手在空中挥起又讪讪放下，当第13辆挂着空车牌的出租车在她面前驶过，她呵着手来回跺脚。
她打电话问儿子怎么回事，才得知那些车都在网上被人预定了，赶忙在路边下载打车软件，又在认证、绑定中陷入新的迷茫。
也是在那个时候，她的老姐妹胡桑梓联系上社区里的链家门店，请房地产经纪人教老人们学手机。武颖梅听闻后，将自己的时间一分为二，一半照料老伴，另一半到手机班上课。
除了打车，在多个网购软件上比价购物也是在链家课堂学会的。吸管、轮椅、成人尿垫……渐渐的，她的操作越来越熟练，但他却离她越来越远。
“网上的纸尿裤又便宜又好，一个才6毛钱，楼下超市比这贵好几倍，我买了两大包，你慢慢用。”
“新轮椅在派送了，比现在的好，能上车，回家的时候省劲。”
“我学会网上挂号了，咱们再上第三医院看看。”
……
武颖梅不是一个絮叨的人，但谭广思走之前，她总是事无巨细地向他汇报自己的学习成果。病床上的谭广思微笑着听，偶尔被揶揄“现在吃嘛嘛不香了吧”也不恼，他说：“要是没了你，我的地球都不转了，我也没法生活，但若是现在你没了我，你一个人也可以生活下去。”
年轻时，两人因为买房的事起争执，后来是武颖梅说，“你比我大，你走了我不想租房住”，才决定买房。后来家里东西坏了，谭广思总是拖着不换，武颖梅也是拿出这套说辞，他才松口。似乎只有抬出这句话，他才拿她没办法。
他心里惦念着她，她也想让他走得很安心。
谭广思弥留之际，武颖梅当机立断，带着儿子选好墓地，“走的时候，还有人吹号”，一直到最后一刻，她都把一切打点妥帖。
“两个人到老，总有一个先走的，我得照样往前走。”采访中，她将这句话重复了3次，更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人的一生就像是漫长的一天，彼时正是白昼燃尽的时候，但武颖梅没有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在武颖梅家的电视柜上，有一台收音机，像摆件一样规整地摆放着。那是谭广思生前的最后一台收音机，当初走了好些电器城没有买到，后来是靠武颖梅网购找到的。
谭广思喜欢听收音机，一辈子前前后后用过的收音机不下数十台，买来新的，旧的并不扔，经年累月地堆在一起。他走后，武颖梅将旧的收音机悉数送了人，有的给了公园的清洁工，有的给了老家的亲戚，自己只留下这最后一个。
“如果他用坏了，我还给他买新的”，再也不会有新的收音机了，但她的生活还在继续着。
收音机的前方有一台智能音箱，一前一后地摆着的两台机器，就像时常擦拭着它们的女人，既不囿于过去，也不忧心未来，在这东家道喜，西家报丧的尘世中，轻松地活着。
电视柜上摆放着收音机和智能音箱
老伴走后，武颖梅拒绝了儿子的邀请，选择自己一个人生活。
人到八十，她说：“我要学着独立。”
她不希望自己成为孩子的负累，老伴离开前的大部分事情都是她亲力亲为，基本不让孩子插手，年轻的时候不求人，年老之后，她也不想求孩子。所以她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手机班里，相信互联网科技可以成全自己的尊严。
在链家经纪人走上讲台之前，手机班的第一批老师是大学生志愿者，但理论教学让老人们很不受用，武颖梅更喜欢听经纪人的课，“他们教的基础，哪个键管什么，清清楚楚，经常一对一教学”。
现如今，武颖梅是班里的“优等生”，操作智能手机熟练程度基本与年轻人无异，但她仍旧按时到手机班上课，她喜欢那里的氛围：老年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局部气候，每个人都是兴致勃勃，教的人如此，学的人也如此，仿佛在漫长的一生中，来时路是曲折也好，未行路是忐忑也罢，都可以暂且忘记。
武颖梅在手机班学会了联系客服，一次买沙发时花了5000元，但几天后的优惠活动忽然降价，她找到客服，理论下来退回了2000 元。她喜欢玩飞机空军大战手游，但因为患有青光眼，玩一会儿就要休息，这时候，网购的沙发像个知心人，稳稳地接住她。
新朋友和老朋友一起涌进她的微信，每天光互相问好就要花费一段时间，朋友们都觉得武颖梅将自己的独居生活安排得很好，事实也的确如此，只是她不再吃咸菜了，“那个东西容易得胃癌”，按时体检，见到人不舒服就催着他们赶紧去检查。
“不要拖啊，我家老头儿就是去晚了，不然能多活四五年呢”，很多个瞬间，她不经意地提起他，又轻轻放下。
未老的人总以为老去的生活充满哀伤，但生活中的欢乐与愁闷是一样多的，武颖梅说：“你说我这日子有什么可愁的，都挺好的。”
“挺好的”是她的口头禅，体力充沛的青年时代挺好的，节衣缩食的中年时期挺好的，体面告别的老伴挺好的，刚好合身的毛衣挺好的，晴天挺好的，雨天挺好的……对于将她的故事拍成纪录片的提议，她也说“挺好的”。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教老年人学手机是很重要的事”，即使是在武颖梅的身边，即使有她的影响，还是有很多老人没有走出这一步，或者说无法走出这一步。
当下，老龄化正像洪水一样袭来，这一代老年人中，大多数人前三分之二的岁月中，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是日常生活的罕见词。但在人生的后半程，他们如坐过山车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信息迭代，与之相对的是一种由心而生的“无力感”，无力应付变化的生活，无力抵挡时代的新陈代谢，无力保护自己，那是一种生理和心理双重的“虚弱”。
当银行的人工窗口部分被自助机器取代，买票、挂号、点餐、打车都可以在手机上完成，他们原本熟悉的一切都失控了。
手足无措中，贝壳公益出品的《老有手机》系列纪录片的主人公们都有过不尽相同的“数字难民”经历。
与武颖梅同社区的李照秋原本不会网上挂号，哀求着医生现场补号后，又因为插反医保卡被队伍后面的人抱怨，活到78岁，她从未想过自己会在陌生人面前掉眼泪，但那次她垂着头说：“对不起大家，我不会，我错了。”
武汉的李九来在疫情期间因为没有智能手机，不能及时获取信息。有一天他下楼遛弯，被人拍下来传到网上，受到各式谴责。但作为空军司令部的退伍军人，他没有辩解，而是说：“违反纪律，深感抱歉。”
……
不断道歉的他们，只是老了。
截至2021年9月底，贝壳公益“我来教您用手机”项目已经走进全国47个城市、1422个社区，开设手机课超5000节，服务老年人超17万人次。
这件事并非一日之举，也不是无缘无故，贝壳连接了数万家门店，数十万经纪人，中国独特的城市社区文化赋予了贝壳公益天然的使命，只要网格足够细，分布足够广，以贝壳连接的经纪门店为坐标，可以覆盖全国很大一部分地方的老年人。
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们被质疑过，但最终被肯定。智能手机的面貌日新月异，老龄化的浪潮也步步逼近，他们孜孜不倦地教着，那样的姿态几乎让人困惑，联想到一个人变老的过程：哪怕不知何年何月会遇到何种变故，人们也要乐此不疲地活着，似乎活着的过程即目的，活着的目的即过程。
武颖梅说：“以后究竟什么样，你不用管他。”
她不知道自己会在课堂上听到几时，而台上作为经纪人的老师也不知课本会更新换代成什么样子，只是任世界流变，总有人挽手向前。
（文中武颖梅、崔晓春、张延绅、谭广思、胡桑梓、李照秋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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