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房产经纪人的第8个月，高晓君还是没有告诉母亲自己的工作是什么。
“没有必要引起争执。”华东师范大学的硕士毕业后进了上海链家卖房子，她小心翼翼规避的不仅仅是一场家庭内部矛盾，也是与世俗观念的对抗。
带客户看房时，每当对方得知她的学历，吃惊是大概率的反应，有人说“可惜了”，有人问“那你怎么来做这个？”
当下，外界对这个职业的认知还很模糊，而高晓君也在进行着一场个人价值和职业尊严的追逐。
高晓君承认，成为房产经纪人，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为什么我读完硕士之后，要去做不读大学好像也可以做的工作？”2021年春天，站在读博和做中介的巨大岔路口，她许多次向自己发问相同的问题。
她曾经点开公务员报考页面，但只填了几行就不想再为难自己；因为她的研究方向与性别相关，故而学姐的情趣用品公司向她伸出橄榄枝，但研二时类似的实习经历让她一眼望到了职业的边界；她也考虑过市场咨询类工作，但对特定的人做类似的研究离现实生活太远；陆家嘴的基金会里有社区相关的工作，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坐在办公室写报告……
这个时代，随着技术蓬勃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符号化，生活的系统趋于精密，但属于人的幽微、复杂、多样正在流失。
“我读的是社会学，我不想一直在学校里隔着一层纱接触社会。”以小人物的身份混迹大街小巷，这是她择业最重要的标准。
房产经纪人是高晓君深思熟虑之后的答案，在这一行，可以轻易与人发生连接，一笔单子涵盖了一家人前后几十年的含辛茹苦，她会成为最直接的见证者。
朋友们没有对高晓君的选择感到惊讶，“她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但仍然试图让她知难而退，“你的圈子会不同”“你可能没有休息时间”……
偏见是一座大山，没有人可以完全幸免于难。徘徊中，她在搜索框输入了关键词“高学历做房产经纪人”，走上这条道路的，她不是第一个，同路人眼前的风景各不相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高学历在这一行可能会失灵。
“真的像他们说的这样吗？”质疑和祝福，劝退和摇旗，在社交软件和现实世界中，交相辉映，这些声音无法给高晓君的疑问一个确凿的答案，更无法阻挡后来者的脚步。
2021年6月，高晓君的人生有了新的故事。
上海有200多个商圈，一万多个小区，要帮客户找到最合适他的房子，就要求经纪人了解尽可能多的房源。
“跑盘”是他们的行话，也是高晓君观察上海的方式。她自封“上海电动车一姐”，经常在下班后骑着电动车游荡在上海。
高晓君 摄
她把上海看成一个大型的城市立体博物馆，板块是馆内不同的展区，社区则是一件件展品。夜色消弭了白日的嘈杂，更能观察到城中人活着的姿态。
她在马路上骑着车等红灯，旁边就是外卖小哥和快递小哥。她习惯性地四处打量， 上海的冬天湿冷，但白渡桥上总是站着一个穿厚棉衣的女人，手里的彩灯气球是生存，也是浪漫；
高晓君 摄
白天车水马龙，所以城市工人出现在夜晚，凌晨2点，苏州河边的工人开工了，小推车里装着土块，蓝牙音箱放在不远处的地上，自由的后摇从中流淌，又被水泥抹进这座城市；
……
这样的画面，总是让她想起那句“上海是无数人的上海”，也是她的上海。
从北外滩到世博馆，从前滩到陆家嘴，“上海电动车一姐”有时一骑就是四五小时，但总是会回到曲阳社区，她的驻店所在。
曲阳是因新中国工业发展而建起的社区，这里有老社区的一切特点，七八十年代建成的楼群，人行道上来来往往大多是老年人。高晓君有时站在店门口，看见几个阿姨爷叔聚在一起聊天，手里提着刚买的菜，神神秘秘眉飞色舞，不知在说什么了不得的八卦。
工作之余，她给社区里的老人拍照。时间久了，她知道有位退休工人喜欢在下午吹笛子；周边的五六只猫都是一个阿姨在喂养，早晚各一次，喂了整整20年；有的老人会把绿植挂在老房的窗台上，远看像个花园。
高晓君 摄
相机定格下画面，她说，相机只是工具，是为了让我和他们去发生一些更实在的连接。
细水长流，她和老人们渐渐熟络起来，知道了立交桥下的菜市场买菜便宜、小市场里的包子店永远有人排队、藏在小区里的理发师傅手艺很好……在不断升高的摩天大楼包围中，曲折的弄堂里隐隐传来地图上讲不出来声音。
“有人说上海人排外，但我觉得他们都是好人，世界各地的人和人都没有太大的区别”，高晓君不喜欢给人贴标签，生活琐琐碎碎，她看到每个人具体的样子。
高晓君 摄
工作中她也跟很多老人相遇。有一对老夫妻想在上海内环买一套小房子，预算是100万，高晓君很清楚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还是耐心地帮忙梳理；老人们不熟悉路线，如果需要外出看房，她会选定地方带老人一起去；遇到腿脚不便的老人，她会代为处理基础事宜。
对当下楼市缺乏概念、不会使用导航出行、身体不济……很多个这样的时候，高晓君都会感到这个时代对老人的不友好。
2021年10月，贝壳公益“我来教您用手机”项目刚落地曲阳社区，高晓君就报了名。被一群七八十岁的老人喊“小高老师”，她说“我没想到作为中介还能有这种待遇”。
课件和课本是项目组准备好的，但高晓君将课程顺序做了调整，预约挂号是第一课，网上打车在正式开课前就教得差不多了，“要把老人最需要的先讲出来”。
在贝壳公益的手机课堂之前，周边的老年大学也开设过相关课程，但是一个老师单向输出，底下乌泱泱20多个老人一知半解。老人们更喜欢“小高老师”的方法，她会从老人的角度理解手机，打开APP后的弹窗被称为“敲敲门”，打开APP里的工具栏就像找东西要“打开抽屉”……
如果老人有需要，她还会手把手教学。“小高老师”的双手白净，老人的手上布满褶皱和斑点，两只手交错，两代人的情感打破隔阂相通，由此生发出微小却深刻的改变。
上课之余，老人家都是热心的。有的阿姨年轻时做生意，说看着高晓君会想起从前的自己，有冲劲；有的则端着手机新闻给她看，说让她多多向谷爱凌学习。聊天的内容常常超越了手机课堂，有人生得失，有后悔，有遗憾，有牢骚，有吹牛。
这样的交流越多，高晓君越发现“其实年轻人和老年人是可以达到同频的”，这不是老人和年轻人之间的闲谈，而是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是要达成的平等的交流。
在高晓君曾经的计划里，读博是很重要的一站，但是在跟老人的相处中，她更关注当下，“读书不用非得以获得学历的形式”，老人们厚重的一生都是学问，而融入不断变化的“社会学校”，则是她正在进行的一场大型田野调查。
除了课堂上的“教”与“授”，更多珍贵的联结发生在课堂之外。
78岁的陈德天是高晓君“最得意的学生”，他不喜欢别人叫他爷爷，喜欢互相直呼其名，因为他认为名字就是用来叫的。
高晓君与陈德天
陈德天的妻子和女儿都已去世，平时独自生活，有时会去高晓君所在的链家门店隔壁买振鼎鸡，因为女儿喜欢吃，所以每次去墓园都要带上一盒。
上一个冬至，他提着大包小包祭品独自走进冬雨中。从市区到墓园的路很远，即使坐地铁，他还是揣着一张大地图走到不认识的路口就掏出来看一遍，一张地图被来回翻得烂了多处，走错了也不知道，有时要多走几个小时的冤枉路。
一年后，2021年冬至，陈德天已经在手机课上学会了使用手机导航，但高晓君发现这并不能让他的腿脚变得更利索些。
她陪着他来到墓园，推着租来的轮椅走过一排排墓碑。在快要看到妻女时，陈德天从轮椅上起身，蹒跚地走过去，摘下棉帽，掏出白手绢，弓着腰一点一点将妻女的小像擦干净，又捏着线香说了许久的话，香灰落了一地。
高晓君和陈德天
回去的路上，高晓君扶着陈德天，步调一致地走下每一级台阶，一路上陈德天讲了许多自己的人生，教高晓君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职业。他们缓慢地穿过松柏，穿过人流，穿过曲阳社区的老街，望着远去的身影，高晓君明白，两人之间已经有了更深的交集。
陈德天说：“希望小高老师能成为我后半生的引路人。”而高晓君则说：“人和人互相关心，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中国宋代的一个成语“啐啄同机”，啐，是雏鸡欲出时以嘴吮卵壳声，啄，是母鸡欲使小鸡出壳而吃壳。当两边同时叨破蛋壳的一瞬间就叫做“啐啄同机”，也就是后来人常说的机缘。
数字鸿沟隔开了老人与时代，在鸿沟的一边，老人们探出大半个身子张望着，若是此刻有一个年轻人愿意伸出一只手，便有了“机缘”，这也是关于高晓君和老人们的纪录片的名字。
纪录片导演是高晓君的同门师妹张涵，决定拍摄是一个偶然的瞬间。
几个月前，张涵到师姐家做客，经过曲阳社区时，一位阿姨风风火火地走来，急迫地将手机“甩”至高晓君面前，“我的好姐妹要给我打微信电话，我怎么接不到呢。”“您应该是还没加她为好友。”张涵没反应过来，高晓君已经回答了。
后来，张涵才得知，高晓君也是第一次见这位阿姨，而阿姨之所以会径直找上她，大概是因为脸熟，似乎在那位阿姨的眼中，链家不再仅代表着“房产中介”这一职业标签，而是“可以帮助自己解决手机难题的人”。
截至2021年底，这样的故事在全国48个城市，2017个社区，9000节贝壳公益手机课堂上已经发生了31万次。
手机课毕业典礼上的陈德天与高晓君
结束两期常规课程后，高晓君正打算与居委会合作，让更多老人可以从中受益。陈德天常常跟她讲一句话“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人不能自己活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人与时间的较量中，时间是永远的获胜者。
每个人老去的方式都不同，或默默承受，或虚张声势，或拍马追赶，或心余力绌……这世上有多少种人，就有多少种老去。人与人之间需要彼此的看见与理解，以确认在遥远的时空下，我们彼此拥抱。
这个春天，陈德天给高晓君准备了一面锦旗，一定要专门找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给她送去。他要让很多人看见，让她骄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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