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只能上网课的时候，打印机就变得很重要，因为各科老师会把一些作业发到微信群或者钉钉群里，孩子们得打印出来，才能完成作业。拿我儿子来说吧，他目前读初三，文化课有七科，每科都有作业要打印，所以我给他买的那台家用小型激光打印机闲不住了，每天都得吻别一大摞A4纸。
如今纸张质量很好，很皮实，这一面打印完，写完作业，订完错，另一面还能接着打印。我不忙的时候，就整理那些A4纸，如果两面都打印过，直接扔进一个大筐，将来卖废品；如果还有一面没打印，那就摞起来，放整齐，留着第二天继续用。为啥要这样做呢？三条好处：一是省钱，二是环保，三是有助于理清思路。当然，从社会意义上评价，环保的作用更大一些。有个段子不是说嘛，“我们把大树砍倒，做成纸张，印出报纸，再从报纸上阅读森林消失的消息。”平日里少浪费一些纸，那就能少砍几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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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废弃公文纸，是惯例
宋朝第四个皇帝宋仁宗在位时，欧阳修的好友苏舜钦被范仲淹举荐，去进奏院当了官。
“进奏院”是个什么单位呢？网上有人说“相当于驻京办”，那叫瞎扯，因为自从宋朝第二个皇帝宋太宗改革以后，北宋京城就不再有驻京办了。进奏院的真正职能，是承上启下做好公文流通工作：各路各府各州的官员如有奏章，通过官方邮递系统送到京城，汇集到进奏院；进奏院官员接到奏章，登记备案，将不重要的奏章进行缩编，将重要的奏章全文誊抄，转交给相臣和皇帝；皇帝和相臣作出批示，再由进奏院分发，还是通过官方邮递系统，一一送交到地方官手里。当时苏舜钦的官职叫做“监进奏院”，意思就是在进奏院当领导，统管公文流通工作。
因为进奏院能接到全国绝大部分地方官的奏章，在转交朝廷之前又要缩编和誊抄，所以那些奏章的原文就会留在进奏院，所以每年都会攒下数量惊人的纸张。这些纸张是公文纸，质量比民间用的普通纸好得多，虽然一面写了奏章，但是另一面完好无损，可以高价卖掉，比卖废品划算得多。每年春秋两季，进奏院会祭神，祭神以后会搞团建，大小官员一块儿聚餐。聚餐的费用从哪儿来呢？主要就是通过出售那些废弃的公文纸。
公元1044年秋天，苏舜钦遵照惯例，卖掉一批公文纸，组织同僚和下属搞团建。有一个官员报名参加，苏舜钦没让这个人去，结果人家怀恨在心，向朝中大臣王拱辰告刁状，说苏舜钦将本来属于国家财产的公文纸当做私人物品出售，属于监守自盗。王拱辰得知此事，立即把苏舜钦贪污的罪名给坐实了。于是乎，苏舜钦被免去官职，卷起铺盖去苏州当隐士。不久以后，他在苏州买了一小块荒地，建房自住，还建起一座沧浪亭，创作了那篇千古流芳的佳作《沧浪亭记》。
宋朝纸张很贵，书也很贵
咱们现代人可能不理解，苏舜钦不过是卖掉一批废纸而已，怎么就被罢官了呢？首先这是因为政治斗争——他的举荐人范仲淹正在推行一场政治体制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而大臣王拱辰反对改革，又挑不出范仲淹的错，便从范仲淹举荐的官员身上挑错，用这一招来让范仲淹受到牵连；其次，跟今天相比，宋朝的纸张还是比较贵的，苏舜钦卖的那批纸应该价值不菲。
宋朝的纸有多贵呢？我们来看一段古文：
高邮军学《淮海文集》，计四百四十九板，并副叶裱背，共用纸五百张：三省纸每张二十文，计一十贯文省；新管纸每张一十文，计五贯文省；竹下纸每张五文计，计二贯五百文省。工墨每板一文，计五百文省。青纸裱背作一十册，每册七十文，计七百文省。官收工料钱，五百文省。
这段古文是南宋前期扬州高邮官办学校出版《淮海文集》时，刻在最后一页的印刷成本清单。《淮海文集》是苏东坡高足秦观秦少游的著作，全书449页，每部要用500张纸，其中有质量较高的公文用纸“三省纸”，有质量普通的“新管纸”，还用了一些质量最差的“竹下纸”。三省纸每张价值20文，花了10000文；新管纸每张10文，花了5000文；竹下纸每张5文，花了2500文。将三种纸的成本加起来，共17500文。原文又说，印刷费500文，装订费700文，工料费500文，共1700文。17500文加1700文，印一部《淮海文集》的总成本是19200文，而纸张成本占了90%还要多。如今我们出版一部书的纸张成本占比多少呢？50%多一点而已。
再看南宋前期工薪阶层的收入。按南宋短篇小说集《夷坚志》里的数据，在杭州城里卖鸡的小贩、抄书的工人、扛粮食的苦力等普通百姓，月收入一般都是几千文。假如这些百姓去买纸的话，几千文月薪只能买几百张纸。如果买书呢？一部《淮海文集》相当于他们好几个月的进项。
跟唐朝和五代十国时期相比，宋朝的造纸工艺已经很成熟了，雕版印刷的技术更加发达。然而跟今天比，或者跟当时老百姓的收入比，纸张仍然很贵，书籍仍然很贵。书籍为什么贵呢？最关键还是因为纸贵。纸又为什么贵呢？因为古人只能手工造纸，耗时耗力。
手工造纸，耗时耗力价格不菲
在我豫东老家，有一个紧挨着我们村的村庄，名叫“纸坊”。听名字就知道，这个村里肯定有过造纸作坊。就在我小时候，那里的造纸作坊仍在经营，生产方式仍然是纯手工，连一台最简陋的搅拌机都没有。我小时候经常去看人们怎么造纸，如今回想起来，工序应该是这样的：
第一步，把整捆整捆的荨麻放到水坑里浸泡，泡透以后，剥去外皮，用铡刀铡断；
第二步，用草木灰水浸泡荨麻皮，再加入大量的麦秸。草木灰含碱，能让麦秆和荨麻皮里的果胶脱离；
第三步，搓洗荨麻和麦秆，将它们剁碎，放进石臼里反复舂捣，直到捣成糊；
第四步，将那些糊糊倒进一个水泥池子里，用热水化开，用木棍打匀，打成纸浆；
第五步，把一个长方形的用竹框固定的细纱网放到纸浆里，沉一下，提上去，轻轻晃匀，纸浆就附在纱网上了，晾晒以后，从边角下手，轻轻揭起来，就是一张纸；
第六步，将这些纸铺开，晾干晒透。
实在讲，这些纸的质量并不高，摸上去比较粗糙，个别地方还能看到碎麦秸，颜色也是枯黄的，很难看。记得那时候这个造纸作坊的产品主要有两个用途：一是当做黄表纸，卖给办丧事的人家；二是卖给供销社，让里面的营业员包糖、包果子。但即便如此简陋的纸张，手工做起来也要如此麻烦。由此可以推想，宋朝印刷用纸的工序必定更多，做起来必定更麻烦，纸张昂贵也就可以理解了。
宋世，故纸未尝轻弃
最近我在阅读清朝学者钱大昕的《潜研堂集》，该书第三十一卷写道：“宋世，故纸未尝轻弃。”意思是说有宋一朝，人们不会轻易丢弃废纸。然后钱大昕又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宋椠本《北山小集》四十卷，皆用故纸印刷，验其纸背，则乾道六年官司簿账也。”宋版书里有一套四十卷的《北山小集》，全是用废纸印刷的，隔着阳光观察书页夹层里的背面，所用废纸竟然是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衙门里的账本。
用过的账本怎么还能印书呢？方法是这样的：将账本仔细拆开，两张两张地粘贴起来，把用过的那一面都粘到里面去，这样就能得到一整张双面空白的“新纸”。将新纸铺到刷过墨的印版上，揭起来，一张“崭新”的书页就印好了。
现在纸张便宜，人工反而较贵，无论哪家印刷厂都不会再浪费人工，将废纸成对粘贴后继续使用，然而我们为了环保起见，仍然可以借鉴宋朝人爱惜物力的精神。最简单易行的操作，就是把用过一面的A4纸翻过来，重新放进打印机里。如果您也赞同这一点，请照此办理，让我们携手同心，让这颗星球变得低碳那么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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