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外商来华直接投资的动机有着显著区别
自197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积极融入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战略。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充分利用人口红利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二是大力引入外商直接投资（FDI）；三是发展“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外商直接投资，投资重点恰恰就是从事加工贸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一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为中国政府成功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外商直接投资也为中国引入了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培育了大量优质人力资本，并且通过引入竞争，成功地促进了中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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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产业的升级换代以及企业的发展壮大，在21世纪初期，尤其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开始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DI）开始快速增长。尤其是在2016年，中国的ODI流量首次超过FDI流量，这意味着中国第一次成为直接投资的净输出国。
在改革开放初期，来中国投资设厂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看重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通过在海外进口原材料与中间产品，在中国完成加工装配，并将产成品出口到欧美等成熟市场，外资企业可以将加工装配环节的成本最小化。中国也由此成长为“世界工厂”。然而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上升，在廉价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逐渐下降，单纯从事加工贸易的外商直接投资逐渐式微，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看重中国国内市场的价值。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上升，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中国正在成长为全球最重要的消费市场。外商直接投资的驱动力逐渐由成本驱动转变为市场驱动。有趣的是，中国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外商来华直接投资的动机有着显著区别。前者可以主要归于以下三类：
第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对进口大宗商品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国外大宗商品的可获得性以及价格日益成为影响中国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自然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大宗商品生产行业，以保证充足且成本稳定的大宗商品供应，这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可称之为“资源获取型”。第二，不少中国企业到发达国家进行兼并收购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发达国家企业的先进技术，并将这些技术输送回国内，以提高母公司的竞争能力，这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可称之为“技术获取型”。第三，随着中国出口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逐渐提升，不少国家关于中国商品的“倾销与反倾销”活动愈演愈烈，因此，到最终消费市场直接投资设厂，可以规避进口国针对中国出口的关税与非关税贸易壁垒，这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可称之为“壁垒规避型”。
当然，随着中国经济、产业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不少中国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也开始选择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例如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等）投资设厂，并将最终产品销售到全球市场，甚至返销中国国内。此外，一些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较强竞争力的行业（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机械制造、高铁制造等），也开始在海外投资设厂。这两类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外商直接投资来华的动机，自然更为相似。
在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共性问题
在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上升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如下一些共性问题：
第一，一些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直接投资前，没有进行缜密的环境评估与尽职调查，没有进行细致的成本收入核算，导致投资出现大幅亏损，最终难以为继。第二，一些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直接投资没有很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从而引发了来自东道国各方面的批评与抵制。第三，一些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为了在海外获得特定业务，存在相互之间恶意竞争的现象，交替抬价导致最终报价远超合理水平；第四，由于中国政府对海外直接投资的管制显著弱于对短期资本流出的管制，导致一些中国企业通过海外直接投资的伪装实现事实上的资本外逃。
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些问题，从2016年起，中国政府开始对海外直接投资业务进行全方位规范。再加上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面临较大贬值压力。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显著收紧了对各种类型资本外流的管制，这自然也包括对外直接投资。从2017年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这本书的前四章为宏观部分，后四章为微观部分，体现了作者将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宏观研判和微观分析结合起来的努力。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例如宏观部分与微观部分的有机联系不够、微观部分的设计安排缺乏系统构思等。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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